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料建设的圆满终结

由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主持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凡7卷8册，逾540万字，在经历了编务和出版事宜方面的种种艰辛之后，终于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由广西教育出版社筹资精印出版。这是本世纪出版界和学术界联手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完成的最后一项宏大工程，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料建设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选编沦陷区文学大系的难度都是最大的。原因是，早在30年代，整个沦陷区的文化和文学就已被打入另册。抗战胜利后，这一时空中的一代写作者大多在文坛上销声匿迹，有关文献或被销毁或被封存，就连仅仅显示馆藏状况的题名目录类工具书，也将沦陷区排斥在外。

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沦陷区文学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出版物中开始出现沦陷区文学方面的资料，但数量很少。《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就是在连最基本的报刊名录都没有的情况下，从一步步发掘、整理原始资料起步的。可见其工作量之大。

除了资料匮乏、研究积累不足方面的难题外，更为困难的恐怕还在于，如何选择拨开历史迷雾的恰切方法或角度，从政治评价到审美评价上为沦陷区文学定位。

《总序》以独特的切入视角，“设身处地”地分析沦陷区“人”的生存境况，准确体察出沦陷区作家所面临的双重压力：“既不准说自己想而又应该说的话，又要强制说（不准不说）自己不想说、也不应该说的话，于‘言’与‘不言’两方面都处于不自由的状态。”接着，对处在两难境地中的作家群体做了符合实际的基本估价：“奉（当局）命说话”的，应当被历史淘汰；大胆直言或表达出爱国抗日的民族情绪的，弥足珍贵，应当充分肯定。这些都是少数。对大多数作家而言，他们“能够顶住压力”，不说或基本不说当局强制他们必须说的，就已经很不容易。据此，鲜明地提出，不能以“是否表现爱国抗日的民族主义情绪”为评价沦陷区文学的惟一（主要）标准：沉默不是沦陷区作家的惟一选择；文学的“空白”恰恰是侵略者所期望的。正是基于“设身处地”地理解，基于对人的关怀以及对人性和人的生存环境的把握，使得《总序》的一系列以“人”和“人”的精神要求“为灵魂的论断”合情合理。这样，就自然而然地解构了那些似乎确凿不疑的先验政治结论，为《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奠定了坚实基调。

人们对于大系类工具书的另一个期待，是其材料的完整性。《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封世辉）的资料收集面非常广泛：文坛大事纪略，1268条；文艺社团，466个；作家，611位；杂志及报纸副刊，1200种；书籍，1648种。其中，难能可贵的是，编入了台湾日据时期的完整资料，以及日文的报刊和日人参与的社团；有关东北沦陷区的部分，比《东北现代文学大系·资料索引卷》所收的数量还多。政治上的禁忌不复存在了。可是，80万字的篇幅，与纷繁的内容之间的尖锐矛盾，依然存在。选编者在体例上做了变通和改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例如，把文艺社团分为“主要社团”和“重要社团”两个部分，前者主要分地区和类别列出创办时间、地点、会刊、代表人，与存目相近。后者则增加了机构及人员的详细情况。报刊部分不可能沿袭“发刊辞＋全目”的惯例。该卷采取了综述的形式，分地区评述背景、创刊者、基本倾向、主要作者、重要篇目等，带有研究的色彩。这种方式肯定会留下缺漏和不妥之处。但由于提供了尽可能多的重要信息点，综合权衡，还是利大于弊的。尤为令人称道的是，选编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抉缺补漏，对史料逐一进行辨析，所留疑点，一一如实注出，并且编制出作家笔名索引，以及各地区报刊目录索引、分类书目索引等，以方便检索。可以肯定地说，这部目前最完善的沦陷区文学史料卷，会在今后的沦陷区文学研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